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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是错觉。”
他拿走照片，放进西服口袋里：“你记错了。”
我总是记错东西。
我曾经顺路去一家电缆厂见一位熟人，正好看见工人抄录电表。
一个有着及肩黑色卷发和鹰钩鼻的犹太人，穿着满是油污的蓝色工服，爬到管道高处读表。
一瞬间觉得非常眼熟。
我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他穿着呢绒大衣，随随便便坐在办公室窗台上喝咖啡的样子。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我问朋友。
“拉斐尔。
修兹，”
朋友无所谓的说：“这个人战争中没有上前线参军，是个懦夫。”
“那战争期间他在哪里？”
“天知道，从来不说。”
朋友耸耸肩。
我想起自己也没有上过战场，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。
可是我不认得拉斐尔。
修兹这个人，于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，离开了。
朋友和我讨论着伦敦空袭时的壮烈，还有他再也没有回家的亲人或者朋友。
他神情哀伤，但是眼睛里却充满希望：“战争胜利了，真不敢相信！”
我对这些一无所知。
每当我试图回忆它们，只觉得心底空空荡荡的，像头顶不列颠高远湛蓝的天空。
和安得蒙在一起的第二年，我遇见一位失忆前的老朋友。
他找到我，说我做过他表弟的家庭教师，要还给我一样东西。
正好是冬天的早晨，街道上漂浮着阴冷的雾气。
我开门取牛奶，听见身后有人喊：“艾伦？”
说话的男人带着金丝眼镜，左手牵着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，八九岁的样子，站在街角的浓雾里面。
他让小男孩等在原地，然后向我走过来。
我们就在门廊上聊天。
“我以前做过家庭教师？”
我很惊讶。
“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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